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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道中華 | 什么是“新清史”?我們為什么說“新清史”是錯誤的?

    來源: 道中華 |發布時間:2024-01-26 16:48

      個別美國學者對中國清代歷史的研究,自稱與以往的研究不同,他們試圖用征服王朝理論闡述清代歷史,故有“新清史”說。他們視清朝是對外殖民的擴張型內亞帝國,“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”“中國人只是漢人,滿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”。這種觀點遭到質疑進而被普遍否定,成為國內學界的共識。

      我們為什么說“新清史”是錯誤的?將其中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因素或中華民族情結是不客觀的揣測。真正的原因是其說法不僅不符合清代歷史實際,更不能客觀詮釋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。

    ▲故宮。(圖片來源:視覺中國)

      “滿洲”與“中國”不是對立概念

      將“滿洲”與“中國”對立是“新清史”一系列觀點得以存在的基礎。但“中國”的含義是豐富的,而且能夠用于指稱人群的“中國”概念,其所指稱的人群也不是固定的一個群體,雖然在某些情況下,是指稱分布在中原農耕地區的人群,但這一群體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不斷融合和遷出、遷入的情況。

      在先秦典籍《禮記》中,分布在西周“王畿”(京師)的人群被稱為“五方之民”中的“中國”。

      秦漢時期,由“中國”衍生而來的秦人、漢人是中原地區夏人、商人和周人凝聚的結果,而三國時期則分裂為魏人、蜀人和吳人。西晉的短暫統一,催生了晉人的稱呼,但晉人南遷和“五胡入華”徹底改變了中原地區的人群結構,“關中之人百余萬口,率其少多,戎狄居半”即言此。

    ▲兩晉人口遷徙示意圖。(圖片來源:《中華遺產》2016年08期)

      隋唐時期,“中國百姓”和“四夷之人”共同構成了“天下”,而“中國百姓”同時又有“唐人”“華人”“中華人”等不同稱呼。

      五代遼宋夏金時期,“中國”更多是用于“正統”的爭奪,宋人、遼人、金人才是對宋、遼、金境內人群的共有稱呼。

    ▲遼、北宋時期全圖。(圖片來源:譚其驤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)

      清朝實現中華大地的大一統后,雖然存在滿洲人、蒙古人、漢人等不同人群的稱呼,但在清朝大一統體制下也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——“中國人”?滴醵四辏1689年)清朝和俄羅斯簽訂的《尼布楚條約》中,“中國”已經是多民族國家清朝的代稱,如“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,河之南岸屬于中國,河之北岸屬于鄂(俄)羅斯”。與此同時,相對于“西洋人”,“中國人”在清代文獻中漸成清朝境內眾多人群的統稱。如“海洋行船,中國人多論更次,西洋人多論度數。”

    ▲1820年清疆域圖。(圖片來源:譚其驤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)

      也就是說,即便是“中國”作為地域概念,生息繁衍在其上的人群也不是固定不變的,不同人群的遷徙與聚合隨著不同政權的更替而呈現不同樣態,并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稱呼。

      隨著清朝實現了中華大地的大一統,盡管疆域內還存在著不同的對眾多不同人群的稱呼,但“中國人”卻是其共同的稱呼,因此用于指稱人群的“中國”和“滿洲”并非完全對立,更多情況下則是一種包容的關系。這也是理解清朝歷代皇帝都將自己視為“中國”皇帝的原因。

      清朝統治者是“大一統”政治體制“正統”的競爭者和繼承者

      “滿洲”與“中國”概念的意義,并非在凸顯“漢化”或“滿洲性”,其目的是“正統”的爭奪。

      因為盡管分布在“中國”區域內的人群是變動的,但“中國”身份卻是中華大地上眾多政權獲得“正統”的重要條件之一,而“滿洲”的“東夷”身份能否成為“正統”,自先秦時期就論爭不斷,這也是雍正皇帝撰寫《大義覺迷錄》的直接動因。

      “中國”一詞目前所知最早出現在1963年發現的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,“宅茲中國”之“中國”的含義盡管后世學者有不同的解讀,但指稱“京師”和“中央之國”的政治含義是難以否認的,其背后隱含的是指稱西周以“周天子”為核心的“大一統”政治秩序。

    ▲何尊。(圖片來源:中國國家博物館微信公眾號)

    ▲何尊銘文,陰影部分即為“宅茲中國”。(圖片來源:中國國家博物館微信公眾號)

      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、契丹建立的遼朝、女真建立的金朝等實現對中華大地北部的局部統一,乃至蒙古建立的元朝實現了中華大地的“大一統”,且其歷史被稱之為“正史”。

      “滿洲”出身的清朝統治者,盡管實現了對中華大地的“大一統”,但其“正統”地位依然受到曾靜、呂留良等為代表的儒士的否定,這也是雍正皇帝撰寫《大義覺迷錄》的直接原因,試圖將“滿洲”視為“籍貫”并用“有德者可為天下君”“仰承天命”等為其“正統”地位進行論爭。

    ▲雍正皇帝。(圖片來源:故宮博物院)

      更重要的是,雍正皇帝認識到維護“大一統”政治體制應該強調“天下一統、華夷一家”,進而認為“有不向化者,則斥之為夷狄”是“自古中國一統之世,幅員不能廣遠”的重要原因,明確提出清朝“中國之疆土,開拓廣遠,乃中國臣民之大幸,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!”

      這充分顯示,以雍正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并沒有將自己定位在“大一統”政治體制之外,更沒有把自己視為“征服王朝”,而是“大一統”政治體制“正統”的競爭者和繼承者。

    ▲《大清一統志》書影。(圖片來源:中華古籍資源庫)

           關注“天下”而不是“中國”,才是能完善理解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應有的視角

      中華大地上存在過很多政權,但在清和中華民國之前,并沒有出現將“中國”作為國號或簡稱的情況。一個重要原因是,“中國”雖然代表著“大一統”政治體系,但“天下”才是指稱“大一統”體系實施范圍的概念,這也是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在古籍中往往被稱為“天下國家”的原因。因此,關注“天下”而不是“中國”才是能夠完善理解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應有的視角。

      “天下”一詞出現很早,其指稱的范圍隨著人們的認知水平而不斷向外擴展,但也不是無限拓展的概念,有理想和現實之分。

      《詩經》中的“溥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”,是對理想中“天下”的描述,而經常見諸于史書記載的“大赦天下”則說的是現實中的“天下”,F實中的“天下”范圍因王朝的疆域不同而有不同所指,但一般是指王朝“有疆無界”的疆域。

      “天下”的人群在先秦時期是“內諸夏而外夷狄”,魏晉南北朝時期強調的是“華夷之辨”,唐人的認識則是“中國百姓”和“四夷之人”等。盡管有不同的人群劃分標準,但共有“天下”是一致的認識,這也是古籍中經常出現“華夷一家”等觀念的原因,同時也體現著不同人群和政權對“大一統”政治體系的認同。這種認同則是推動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從“天下國家”到清代主權國家演變的重要動力。

    ▲《皇清職貢圖》反映了清朝各民族朝貢的情況。(圖片來源:中國國家博物館)

      共有“天下”和持續追求“大一統”的結果是,當今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是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、包括已經消失的人群共同締造的,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不僅包括被稱之為“中國”的王朝系列,即所謂的“正統”歷代王朝;也包括歷代王朝之外存在于中華大地上的更多的政權,如匈奴、鮮卑、高句麗、突厥、薛延陀、回紇、渤海、南詔、吐蕃、西夏、大理等以及被稱之為“五胡十六國”的眾多政權。

      擁有獨特的天下觀、人群觀以及“大一統”為核心政治理想是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因素,用西方的“民族”視角僅僅關注“中國”和某個政權統治者的出身,是難以準確認識和詮釋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,這是我們不認同新清史的深層次原因。

     。ㄗ髡吆喗椋豪畲簖,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國家與疆域理論研究室主任、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雜志主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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